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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关注企退人员生活补贴,解决历史待遇差距问题

2026年1月27日,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新闻发布会上披露,社保基金的累计结余达到了10.2万亿元,全年收入为9.1万亿元,支出则为8.1万亿元。然而,就在同一时间,各大政务平台的留言板上,关于养老待遇的相关诉求却环比增加了40%。许多企业退休老人反复提出同样的问题:他们同样缴纳了三四十年的社保,但为何最后的待遇差距如此巨大?明明资金充足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隐形的门槛依然存在。自1990年代企业养老保险制度建立以来,企业员工开始自行缴纳社保,而机关事业单位直到2014年10月才与之并轨,这一改革采用了十年的过渡期,预计到2024年10月完成。尽管计算公式统一了,但问题远未解决。养老金的计算确实趋于一致,但“退休收入”并不仅仅是养老金一项,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还可享受生活补贴、物业补贴以及物价补贴,这些资金并不来自养老保险基金,而是通过地方的公共财政支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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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里有一个大多数人容易混淆的地方:社保基金与财政补贴是两条完全独立的财务账目。养老金是由社保基金支付,对应缴纳的社保金,缴费多少就能领取多少。而各类生活补贴则由地方财政预算拨款,企退人员不在这一条线上,所以无法获得。这样的结果是,尽管养老金计算的公式一致,但退休后的收入结构却存在显著差异。一位服务了35年的老工人与一位工作同样年限的事业单位人员,其基础养老金或许相近,但后者因各类补贴的叠加,年收入可能高出几千或上万。

截至2025年底,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达到了10.76亿,城镇职工离退休人员超过了1.52亿。在这庞大的企退群体中,许多上世纪国企改制时期的产业工人已进入70至80岁高龄,面临着不断上升的医疗开销和逐年上涨的物价。数据显示,一般企退老人的养老金中位数远低于平均水平,有超过一半的企退老人每月实际领取的养老金不足3050元。

对于为何全国各地不能统一向企退群体发放补贴,大家常常问,某些城市已经在进行补贴,其他地方何以为继?比如云南的玉溪市,财政每年专门为企退人员发放春节慰问金,覆盖超过一万七千人,持续了二十多年。这笔资金来源于地方财政预算,而非养老统筹基金,但这仅是一次性节日补助,非月常态化的补贴。杭州也有类似措施,将企退人员的补贴纳入社会化管理,每年在春节、端午和中秋节各发放一次慰问金,总额为2800元,帐户直接到账,但仅限于在杭州本地办理退休手续的人员,外地转入的企退者无法享受。

中西部城市却难以模仿这种做法,根本原因在于资金的短缺。江浙地区由于财政实力雄厚,能够负担起几千万的企退补贴,但中西部许多城市的财政局面较为窘迫,甚至依赖于转移支付来支付公务员工资,因此在财政支出上再动用资金去进行普惠型补贴会影响教育、医疗和低保经费的安排。结果是,经济状况更好的地区更能承担补贴,而经济条件差的地区则被排除在外。对全国统一实施的一项政策,东部地区压力不大,而西部地区却难以维持,从而形成新的地区性不平等。

另一个实操难题是,试点城市都规定必须为“本地办理退休”。而考虑到现今人口流动性极大,许多人在一个地方缴费,在另一个地方退休,户籍又在第三地。若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行,补贴该按哪个地方的标准发放?是参保地、退休地还是户籍地?工龄又如何计算?单是资格的认定,执行成本就会飙升至天文数字。此外,一些地方的人大代表和财政评审认为,有限的资金应该优先保障低保、特困以及高龄困难群体,对普惠补贴的支持力度减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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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,在“地方能做成”和“全国能推广”之间,不是简单的壁垒,而是三重墙。有关“是否应该为企退人员增设补贴”的讨论,学界目前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。至2025年末,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累计结余接近7.87万亿元,而国有资本划转充实社保基金更是超过1.68万亿元,整体运行较为平稳。每年养老金的增幅主要是为了抵消通货膨胀,实质性改善的效果有限。对于低收入的企退老人,定向补贴能够起到基础保障的作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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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者郑功成曾经提醒,要将“社会保险待遇”与“财政救济福利”明确区分,若一旦设立普惠补贴,将难以撤销,成为刚性支出。毕竟1.5亿离退休人员基数庞大,每月发放几百元,年支出就可能达到数千亿。在考虑未来二十年的财政账目时,不能仅盯着当前的结余。到2025年,职工养老保险的抚养比大约为2.59比1,一个退休人员需要由两个半在职人员来支持,而这个比例还在逐渐下滑。

大多数OECD国家采用的做法是,将基础养老金的公与私部分整合,公职人员的年金由雇主缴费支撑,而不是通过全民税收进行普惠发放。日本已经做到完全并轨,取消公务员的专属补贴。而法国则在保留双轨制的同时,逐步压缩公务员的特殊待遇。全球普遍的现象是,公私养老金间的差异无处不在,简单“撒钱”并不是主流趋势。

最终,讨论是否发放补贴的问题实际上已经简化为二元对立,根本的矛盾在于补充保障体系的结构失衡。机关事业单位为其成员设定了强制性的职业年金,从而增强了退休后的经济安全。而企业职工虽然也有企业年金,但由于缺乏强制性,很多中小企业都并未建立此类制度,因此其覆盖率不足10%。最终的结果是,基础养老金的标准虽然统一,但补充体系的强度却有明显差异,导致事业编人员因职业年金而获益,而企退人员只能依赖基础养老金,这种差距的根源就在于此。

短期内全国统一按月发放企退生活补贴的可能性极低,因为重大社保制度的调整需要经历调研、试点、财政评估及意见征求等多个阶段。